“要不先去小区空地上练练？”
更让她担心的是，班里几位成绩尚可的同学，近来从未在班群里签到，“他们恐怕没有网络。”
陈兴才是昆明某县中的高三年级主任。他告诉中青报⋅中青网记者，即使是对网络要求很低的录播视频课，全年级的大约1200人中，也有100多人因网络不好或联系不到而无法按时参加。
王红接十几年间去过很多教育凋敝的小城。师生们总抱怨：努力，但出不了成绩。
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说：“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，要想评论一个学校，先要评论他的校长。” 2011年，韩建芳被任命为省锡中实验学校校长，每时每刻都感受到巨大的压力，“我很清楚这个学校的历史，更清楚这个学校的现状，知道很多人在关注着你，这种关注程度不可想象”。然而压力也是动力，他以书为友给自己解压释疑，他的书柜满满当当，每一本、每一页都留下他翻阅的痕迹。
一些禄劝的老师得到启发，高一就给学生发志愿填报手册，教他们向前看。
受新冠肺炎影响，多地延迟开学时间。近日，四川、广东、山东、陕西等地明确中小学因延迟开学耽误的教学时间，可通过调整周末和暑期等方式补齐。（央视新闻）
在拉萨，北京援藏教师普遍承担年级组长、备课组长、班主任等岗位角色，把更多的时间精力放在教研、带徒弟、带队伍上。针对西藏教师教研能力弱的实际情况，北京援藏团队在拉萨设立高中学科基地校，建立援藏教师兼职教研员机制，帮助拉萨市建立起一整套规范的教学教研制度。
他需要抉择。直到2月，他卸载了新闻App，不再看过多消息。他必须回归学习了。
来自陕西宝鸡的鲜永平和兰碧云夫妇在家人的理解和支持下，主动请缨，夫妻二人共同赴藏支教，在拉萨践行对党的教育事业的忠诚和热爱。广东援藏女教师林文婕与藏族本地教师索朗拉巴喜结连理，传为佳话。
“真的累。觉得自己这么穷，每天忙啥呢？”有老师嘟囔着，下一秒话头一转，“唯独上课不觉累。看到学生，讲话声就大起来”。
一个月后，冉庆不仅对课程重点难点把握更准，更学会了以学生为主体，让学生分小组讨论的教学方法。他通过设计问题，把更多时间留给学生，引导他们思考。
禄劝的王艺涵听说成都七中平行班的成绩不理想。一问，人家平均“只有”103分；他们班，30分。“数学完全跟不上啊，绝望啦。”
正确的办学思想、明确的办学目标、科学的管理体系、鲜明办学特色、浓郁的学习氛围，结出了丰硕的成果。
但在高三的两位学生那里，我得到了不同的答案。其中一位坚定地说，要比七中的同学更强。
在拉萨江苏实验中学，江苏援藏教师团队重点提高教师团队协作水平，打造团队教学示范、课改领航、科研引领三项“领军工程”。深化学校课改，引入江苏“学案导学”教学模式，并结合学生特点进行了“学案导学”的本土化、校本化改造。
这里面有暗自较劲——和昆明比，也在和成都比。
王红接声称，一些直播班学生，历经3年全英文教学，口语出众，在大学获益良多。
“如果凋敝的学校总没起色，学生一入学就能看到3年后的结局，那他和他的家庭，都会自暴自弃。”
智慧课堂争议焦点在于智慧终端如何管理。手机、平板电脑、电脑是打通互联网到学生的最后“一纳米”。在保护视力和手机不能进校园的前提下，平板电脑成为最优选择。平板电脑谁来埋单？买哪一种？能不能带出课堂？目前实现PAD课堂的学校里，一部分要求平板电脑只能在教室使用。学校在教室后方设置统一充电收纳区域，下课后学生暂存设备。还有一部分学校允许学生把平板电脑带回家继续使用。这种平板电脑都设置了软件使用权限，学生无法下载和学习无关的应用。
他带领教师先后到杜郎口中学、东庐中学、洋思中学、潍坊五中、山大附中、即墨28中等课改名校交流学习，全程参与了学校四轮连续递进的课改：“主动参与型”的教学改革，“教案向学案转变”及“学案优化”的教学改革，“目标导引下”的同伴合作式课堂教学改革，“指向深度学习”的教学改革。目前学校有在研省、市课题十三项，做到了学科全覆盖。2020年度学校被评为江苏省教科研先进集体。
落差确实存在。成都七中的大部分孩子来自优渥的中产家庭，家长要花很多时间为学生规划学习和课余生活，甚至帮他们争取和“诺奖”获得者对话的机会。
一位教育专家介绍，智慧课堂是否能够提高学习成绩，受软件设计、学生学习能力、对新学习模式接受程度等等因素影响，但有数据表明，智慧课堂确确实实提高了教学效率。
教育质量提高关键在教师，建立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是西藏教育发展的迫切需要。教育人才“组团式”援藏工作要着重解决的就是教师队伍建设问题，从“输血供氧”转变为“造血制氧”，为西藏当地培养一批带不走的教师队伍。
不过回寝室也不意味着休息。王艺涵每天0点30分熄灯，但很难睡好，心很不安，因为其他舍友上了床，也全都开着小台灯，趴在折叠桌板上继续学。她总觉得被落下了。
直播改变了这两条线。200多所学校，全天候跟随成都七中平行班直播，一起上课、作业、考试。有的学校出了省状元，有的本科升学率涨了几倍、十几倍——即使网课在城市早已流行，还是令我惊讶。
禄劝一中的校长刘正德很坦诚：禄劝的中考控制线是385分，比昆明市区最差的学校还低大约100分，“能去昆明的都去了。”
“其实效率很低。学生偷着玩，老师也不批改习题，不了解学生。”他发现，很多地方的教学是黑箱——都说要改进，但不知从何抓起。
黑龙江援藏团队针对受援学校位于乡镇接合部、农牧民子女较多、辍学现象突出、学生走读等特点，建立学年管理体制，实行教学、德育、教科研“三位一体”的管理机制和目标，改变教师评价制度，实行年度绩效考核。
进行学习安排时，坚持学校教师通过线上指导帮助与学生居家自主学习相结合，学校教师要指导帮助学生选择适宜的学习资源，限时限量合理安排学习，突出学案引领，分班指导。学生居家学习要将线上学习和线下学习有机结合。要注重疫情防控知识学习和综合素质拓展，注重加强爱国主义教育、生命健康教育和公共安全教育，指导学生锻炼身体、开展课外阅读，养成阅读习惯，提高自主学习能力。综合素质拓展课程包括心理健康辅导、家国情怀教育、体育锻炼、书法练习、艺术欣赏、家务劳动，以及寓教于乐的电影和电视节目。
有七中老师感慨，“远端学生的质朴、感恩，是城市少有的。”有人回忆，他去远端学校做分享，学生们从校门口夹道欢迎，一个个含着泪，挤过来拥抱。
过去两年，我采访过广西山区的“零一本”县；我也采访过北大的农村学生；我自己在山东一所县中度过三年，和同学们每天6点起床，23点休息，学到失眠、头疼、腹泻，“TOP5、TOP10”仍是遥不可及的梦。
开设直播班的东方闻道网校负责人王红接说，16年来，7.2万名学生——他们称之为“远端”，跟随成都七中走完了高中三年。其中88人考上了清北，大多数成功考取了本科。
为了验证他的说法，11月，我到了直播的两端——成都七中和近千公里外国家级贫困县的云南禄劝第一中学。
“我没想到我这么差。”和禄劝一中高一的女生王艺涵聊了两个小时，她把这话重复了6遍。她是镇里中考的第一名，还曾是数学课代表。但这次期中考试，考成都七中的试卷，除了语文，其他科都没及格。
据说今年考上北大的那位学生，两岁留守，跟爷爷奶奶生活。直到大学快开学，班主任才第一次见到前来致谢的学生父母——开始还想埋怨父母不够关心孩子，后来一看，当爹的手指早就累成了残疾，伸不直；两口子在福建给人杀鱼，一个月赚5000元。
老师帮着重建心态，除了“灌鸡汤”，还安慰学生：只要熬过高一，就会突飞猛进。最近校园里流行的故事是，今年上北大那位，高一也考30多分，跑到办公室里哭。
恐怕在高一，禄劝一中没几个学生敢考虑北大。2006年，刘正德刚到禄劝一中当校长，学校当年计划招6个班，结果只凑齐4个。学校一年有20多个学生考上一本，很多家长把孩子送来，要求很简单——平安活着。
比如禄劝一中那名优秀的高三女孩，她父亲不在了，母亲在镇卫生院拿一份微薄薪水。她哥哥曾是禄劝一中的年级第四，能上一本。但因为没钱，他放弃入学，现在打工供她读书。这是她苦学的一大原因。
直播带来压力，也是动力。七中考完试，老师们彻夜批改、分析上百份试卷，第二天就讲评。很多地方老师提出这要一周完成，简直不可思议，但现在必须跟上，整个学校紧凑了起来。
还有一位班主任称，他为了帮学生减压，每周一、三、五的深夜会带学生去操场跑步，和不爱说话的学生一起站在讲台上大喊“我是最棒的”。
这所学校不乏苦学的故事：有年级第一得了阑尾炎，动完手术第三天就要来考试；还有同学为省时间，不吃饭，最后快得厌食症了。
3年的漫长竞赛，他们一步步追了上来：高一勉强及格，高二渐渐从100分，上升到110、120……直到现在，满分150分，能拿到140分。
这出乎我的意料。我曾经认为，9年义务教育外加环境的巨大差距，很难在3年内弥补。但禄劝的老师笃定地说，他们高一的单科平均分，和七中平行班差50分；到高三，最好时仅差6分了——可塑性和希望都存在。
“高一还偷玩手机，翻墙逃课。到了高三，主动提问，自己找题做。”刘正德说，直播班的师生们在校园里忙碌，其他班也被影响。如今普通班也都静心学习。
12年后，这届高一，12名已经被昆明市区学校录取的学生，开学后主动申请转回禄劝。十几年来，小城第一次迎来生源回流。
王开富给我展示了一组世界银行的数据：高中毕业人群的贫困发生率只有2.5%。
据他说，禄劝县的年财政收入为6.1亿元，但县里、市里都注资教育，使得全县教育支出反超财政总收入3.5亿元。用了多年时间，实现了高中阶段教育全部免费，毛入学率90%以上。